因此，决不能把天安门广场那个群众运动看成为与党的领导无关的像五四运动那样纯粹自发的运动。

由于多元主义价值观念的不断发展，追逐一种政治一元理论的作法已经在当代中国受到极大阻滞，因此，为了消弭不断增强的社会复杂性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体利益冲突、价值冲突、个体与社会的冲突以及个体、社会、国家之间的冲突，就需要树立新的权威，而这似乎非成文宪法莫属。〔[74]〕对此可参考西耶斯，见前注7，56页下。

我们的办法是不断总结经验，有错误就赶快改，小错误不要变成大错误。相反的，他们都是在建立新的群体秩序这一大前提之下，倡导个性解放、个人自主的。〔[78]〕参考C. Schmitt, Die Diktatur, 7. Aufl., Berlin 2006, S. 25ff., 95ff. 〔[79]〕因此，博肯福德认为凯尔森所假设的基本规范与自然法意义上的理想规范都是不够的，基本规范虽然可以阐释宪法规范有效性的事实基础，但对于解决正当性的根本问题却是空洞的，而自然法的理想规范却使得制宪权这一概念完全丢失其政治维度。另外，因为1954年宪法是由第一届全国人大通过的，而全国人大则是由1954年宪法所创设的国家机构，〔[65]〕属于宪定权，而非拥有制宪权，因此，这里面的悖论就非常清楚，宪法的通过是由一部尚未生效的宪法所创设的国家权力机关通过的，这个难题只能将《共同纲领》纳入到制宪过程中，并最终将制宪过程融入到一种革命的理论中才能部分得以解释。〔[73]〕虽然全面修宪从理论上存在将其定性为制宪权进一步行使的可能性，但却不宜过度夸大其作为制宪权的意义，因为制宪权理论内藏着一种现实的困境。

??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这样两个基本任务，是相互区别，又是相互统一的。〔[53]〕无论从制定主体、制定过程、还是从制定内容来看，《共同纲领》都是新中国国家（政权）机构得以设立和运转的基础，并且明确体现了与旧法统的断裂。但是，兴办乡镇企业和村民建设住宅经依法批准使用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或者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经依法批准使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除外。

按照现行《土地管理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不能入市，为了公共利益目的，政府需要使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时，哪怕政府可以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就土地交易达成协议，政府也不能通过协商购买的程序取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只能征收，因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根本就没有卖的权利——现行《土地管理法》制造出了交易双方都自愿的征收。其处分为国家一方意思表示之单方行为。(二)征收的目的必然包含非公共利益要素 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都必须申请国有土地，包括国家征收的原属于农民集体的土地，那么，国家基于任何单位和个人的申请，征收集体土地是否都符合公共利益？答案当然是否定的。1958年，《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修订，第九条规定，征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土地，如果社员大会或者社员代表大会认为对社员生活没有影响，不需要补偿，并经当地县级人民委员会同意，可以不发给补偿费。

陈沉：《正确运用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资源导刊》 2012年第3期。该条款与2004年宪法修正案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对公民私有财产的征收规范同构： 第二十二条宪法第十三条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规范征地程序，预示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征地程序中将有更多话语权。这几乎就是作为征收唇齿条款补偿规范没有任何东西比秘密更能损害民主……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怎样受管理，我们怎么能够管理自己呢?[29] 在现代民主法治社会，没有公开、没有公众对权力运行情况的了解，所谓公民最大限度地参与国家事务就是一句空话。再也没有价值的安全避难所。

[14]而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上世纪70年代曾这样形容说：如果你控制了货币，你就控制了整个世界。货币权力运作的全过程均应当由代议机关参与决策，即允许代议机关参与决策货币权力运行的启动，货币发行的实施与运营过程接受代议机关的监督与质询，货币权力运作终结之后货币当局应当向代议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19]布坎南等人也认为不受制约的货币权力是难以获得论证的，当人民认识到其危险性之后，就会希望能够得到宪法上的救济。民主监督   一、问题的发端：纸币发行的泛滥 货币作为商品的价值尺度，是商品内在的价值尺度即劳动时间的外部形式。

有计划地编制和公开发布有关通货发行数据、年季度资产负债表、货币与金融政策制定与执行情况等综合性报告，提高其运作过程中的透明度。  注释: *基金项目：本文是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宪法学视角下货币权力的配置与规范研究(项目编号：13CFX021)和教育部2012年度青年基金项目货币权力配置与规范的宪法学研究(项目编号：12YJC82010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ll]随着货币金融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地位的日益重要，货币权力在一国经济运行中的影响力也日趋深化，在目前金融全球化时代更具代表性的权力也就是货币权力。国家印钞机的随意开动，意味着信用货币可以源源不断地涌向社会，稀释持币人的货币权益，转移套取公众财富。

在纸币(或其他代币券)被置于政治控制之下后，这种垄断就变成了一场无可救药的灾难。并且由于国家强制力的普遍效力性和纸币的权威性，持币人处于无处逃避的困境，只有被动面对政府货币创造数量的不断放大，忍受自己劳动财富被无情地蒸发转移，而转移的财富皆悉数被政府纳入囊中。纸币发行使政府攫取到了大量的铸币税收益，进而演化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使政府具备了点石成金的财政汲取能力。对于这一点，格林斯潘曾经在其《黄金和经济自由》中这样描述没有了金本位，人民就失去了保护自己的财富免遭通货膨胀掠夺的手段。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理论认为：经济萧条衰退的原因是货币的流动性不足，所以要寻找方法来补充社会流通领域的货币总量。纸币国家法益表征的特征也决定了社会公众财富存在不断被隐形盘剥转移的风险。

[27]权力运行的公开透明是人民参与政治的基本前提，也是权力机制良性运转的重要条件。在货币权力越制失范的后果中，大众公民的劳动财富也饱受了长期持续性通货膨胀和各种危机的侵害，更是苦不堪言，民生失保。

从立宪主义层面分析，任何社会危机或经济危机的积累与爆发，都是人类社会对科学规律的偏离抑或是违背所致，而权力的失范和制度体系构建的缺陷正是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众多危机爆发的最终宿源。我们必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所科学揭示的货币价值规律断然不是任何庞大的印钞机能够随意篡改的。

另外，对公权力的规范必须要基于对社会公共利益维护之原则而具备相应的立宪主义制度构建。政府同样有着自己特殊的利益诉求，并且国家权力的失范甚至要比市场失灵更可怕。

对货币权力的立宪性规范就应当认可并赋予中央银行具有一定独立性的法律地位，通过对中央银行货币权力进行宪法规范的制度设计，确保中央银行在货币发行以及货币政策制定中能够减少政府的行政干预，摆脱短期政治因素左右的压力，使其权力运行宗旨始终体现在维护货币价值稳定的职能上，而不能够成为骄纵利维坦原始欲望的提款机，也是保障持币人货币权利免受伤害，人民的财产权利不受侵犯的制度前提。[30]只有公开透明才能够形成一个人民表达自身利益的诉求机制，使社会公众能够民主参与到中央银行货币权力的运行过程中，防止政府货币权力的滥用而侵害人民的权利，从而能够切实维护公众持币人的自身财产权益。我们也应看到，货币政策的目标是稳定经济而不是用来刺激经济，货币政策的刺激效益可能会通过通货膨胀的浮肿来促成短暂的繁荣，但远远不足以弥补所引发的社会整体损失，也会加剧破坏经济发展的稳定性。纸币自身作为价值替代物的特殊性质也决定了其表征价值的不稳定性。

而公众参与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道，构成了中国现代民主的基本模式。同时金本位制起到了稳定经济和抑制金融投机过热的作用，因而经济领域投资价值取向兴盛，世界各国政府也没有出现债台高筑、濒临破产的局面。

事实上，政府应该采取的干预措施应更多体现在不断改善优化企业盈利的生存和发展环境，而不应总是寻求机会对经济直接采取货币刺激政策。货币权力的宪法规制在制度上要构建中央银行隔离政治干预的运行机制，防止货币权力为迎合政府眼前利益致使财政赤字货币化发行而引发高通胀，使政府利维坦的原始欲望不能为所欲为，遏制其对公民财富和社会民主正义的无度侵犯。

哈耶克认为：如果政府垄断货币发行权是不可避免的话，金本位制则是一种最优的选择。作为现代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发挥中央银行的调控职能作用就必须拥有一套完备的法律制度。

故此，法学对国家公权力的剖析也不应该逊于对公民权利、义务的关注，通过驾驭掌握不同国家公权力的独特属性，使其接受宪法规制的外在约束，是当代民主政治对宪法学研究所提出的时代要求。但是，由于财富的商品化、货币化和资本化,财富取得了社会权力，即支配人、统治人的权威和力量。而信用纸币的发行在本质上是依靠国家的强制力向全体公众征收铸币税收入，并且是一种隐蔽的、不需投票通过的征税行为。金本位制的废黜导致了纸币发行泛滥。

而金银之所以能够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不仅在于金银作为贵金属本身所具备的特殊物理属性，还因为其本身就物化了一定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作为有价值的商品而存在。诚然，不以追求利润为目标，是作为公共权力机构的中央银行与其他金融企业的本质区别，这也是由中央银行性质所决定的，但任何权力都存在着异化变质的风险，中央银行的货币权力也不例外。

反之，封闭性权力运作不仅会隔断中央银行与社会公众的信息沟通渠道，极大降低其作为政府职能部门的办事效率，更会导致货币权力的专断甚至异化，为权力寻租形成便利条件。货币作为直接代表社会财富的一般形式，才能够在商品生产循环过程中起着重要的支配性作用。

但是，货币非国家化的危险性更高，它将导致金融资本的垄断，并进而侵蚀一国的民主政治。国家货币权力机构具有向社会公众提供货币金融信息的责任和义务，货币权力运行的公开与透明不仅有利于保持货币价值稳定，持币人货币财产权利的保障，促使中央银行合理规范地运用货币权力，客观上也必然有利于中央银行的声誉及其国际地位的提高。